要革命还是要建设?——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辨析


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的话,它的实际用途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什么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按照对现实社会的追求来分类,有的注重公平,有的注重效率。或者说,有的学者希望社会是平等的,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一个社会不平等,将永远不得安宁,所以平等是最终的追求目标。但是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平很难实现,而提高效率、扩大财富的创造是可能的。只要社会越来越富足,公平的问题就不那么紧迫了。

当然,这种区分是概括性的,是过分粗糙的。事实上大部分学者都兼顾公平和效率,谁也不会说只顾一头,完全不要另一头。但是确实兼顾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拿具体的人来划分,马克思就是以追求公平为主的,而斯密、马歇尔则以效率为目标。这两派领军人物的后面各有一大批追随者,各自强调自己的目标,形成两军对垒的阵局。经济学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也莫不如此,也是以公平和效率作为分野的。在哲学上,注重理想和注重现实的两派,也形成对垒阵局,实际上也是在公平和效率上分野。

社会科学的分道扬镳,是社会思潮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两种不同的追求一直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自古以来的无数英雄豪杰,有的追求平等,有的追求效率。前者就是革命家,后者就是建设家。有人说,历史是由革命推动的,认为人类就是在不断革命中前进的。另外一批人认为革命只是破坏,它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建设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拿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来看,似乎也能纳入公平和效率之争,比较注重公平的是民主党,比较注重效率的是共和党。中国解放后的60年中,毛泽东重在平均,邓小平重在效率。他们追求的目标不同,所得的效果也很不同。

现在到了21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应该能够给予我们答案,如何看待效率和公平,或者如何看待建设和革命。这里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公平,以及什么是剥削。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在他的墓碑上写的就是这一功绩。根据他的这个理论,出现了列宁、卡斯特罗、格瓦拉、查韦斯、内贾德等一系列革命家。虽然他们的业绩都不算成功,但是后继有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出于效率的考虑,但是出现了贫富分化。世界各地都有不少反对全球一体化的人士,他们追求的主要是公平,或者至少是对公平的保护。

追求公平要算马克思最为典型。他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平理想。他提出“各取所需”的分配方案。他认为只要“各尽所能”就能做到“各取所需”。从马克思时代的现实出发,他也承认当时做不到,但是科学无限发展,最后就能够各取所需。马克思死后的100多年里,科学确实得到空前的巨大发展,可是人们的欲望发展得更快,不满足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这一事实至少可以说明,在可见的将来“各取所需”是做不到的。遗憾的是,确有一批追求公平的热心人士不遗余力地追求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理想,还突发奇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对幻想的迷恋造成人类历史走入歧途,差不多有100年之久。可怕的是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梦想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尽管马克思的理想已经有事实证明其不可行,仍然有无数人对此充满着希望。计划经济是追求公平的,尽管没有成功,但是照样有许多人至今还在追随。这证明对公平的追求永远有无限吸引力。

马克思片面追求公平,对效率没有下过工夫研究。有人说马克思的公有制理想,是对效率有益的。人们不受剥削,会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马克思一生对真正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浪费,创造更多的财富,没有发表过有价值的意见。所以大家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称主流经济学为建设的经济学。严格地讲,革命的经济学不能算是经济学,应该说是政治学,它想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社会的财富创造,而是如何做到人和人的经济公平。马克思提出的办法,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最后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应该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确实导致社会的经济不公平,公有制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难免又发生权力的不公平)。可是公有制极其缺乏效率,它自然会转变成吃大锅饭的制度,社会的经济效率越来越差,社会越来越穷,最后搞得大家连饭都吃不上,更谈不上各取所需了。实行公有制实验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上这条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走上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转轨后的国家有的搞得好,有的差一点,但是或多或少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其中中国是最出色的,不但帮助三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创造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

尽管改制取得了成功,公平的减少也造成许多问题。由于市场和非市场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显著,于是追求公平的呼声变得更强烈。如何协调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可说是未来中国前进中最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影响到一切方面的决策,如所有制的发展方向、税制的改革、三农问题的解决、城乡差距的处理、对待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甚至关系到政府的功能、政治制度的选择,等等。如果对公平的要求太高,将会损害效率,造成经济倒退,甚至再次陷入贫困;但是忽视公平则难免社会动乱,造成重大损失。

要实现公平并不太难,通过暴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我国的土改,城市里对资本主义的改造,都不超过一年,而且没有遭遇强有力的抵抗。因为公平的口号非常有正义性,抵抗者在道义上失去了正当性,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只好乖乖投降。然而暴力实现的公平只能消灭富人,不能使穷人变富。物质贫乏的困扰仍然存在。初步实现了公平以后,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是老问题:怎么使穷人致富?社会财富不增加,大多数穷人还是穷人。这是暴力革命之后普遍存在的问题。苏联革命如此,中国革命如此,古巴革命如此,尼泊尔的“毛派”革命同样如此。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追求公平的组织是印度的印共(毛),拥有1.8亿人口,近5年来的武装斗争导致2 500人死亡。印度的中央政府对其毫无办法,因为没有什么政策能让这1.8亿人获得收入的改善,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1.8亿穷人追求公平的强烈愿望。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除了满足了权力欲望,在物质上依然贫困。统治者为了推脱责任,往往说贫困是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是阶级敌人破坏,等等。我们曾经发明了阶级斗争的武器,把贫穷归罪于阶级敌人,动员全国搞阶级斗争,可是这样内耗的斗争必然是越斗越穷。改革开放之后,放松了对公平的追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提高了效率。在这方面有的国家走得远一点,有的走得近一点。像古巴,就没有走多远,至今保有很好的公平,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和医疗,但是在解决贫困方面,非但没有进展,而且今不如昔。与中国相比较,朝鲜的贫困相对突出,现在也不得不开放一点自由市场,建立经济开发区,等等,但是能走多远?将来朝什么方向发展?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可以预计,每个国家的前途会怎样就看它如何平衡公平和效率。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也取决于这个平衡点如何选择。

2010年年初,朝鲜和津巴布韦分别发生了两件事。朝鲜实施了货币改革,把旧币换成新币,规定最高兑换限额为10万朝币。超过此数的储蓄不允许兑换,实际上就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物。此举得到大部分穷人的拥护。但是立刻导致经济生活的巨大混乱,大部分交易都停下了,社会损失巨量财富,国家变得更穷了,因此又饿死了许多人。在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宣布把白人在企业里所拥有的股份分给当地人。前10年左右,穆加贝宣布剥夺白人农场的土地分给老战士,造成巨大混乱,经济倒退,失业增加,民不聊生。公平永远有巨大的吸引力,许多人至死不悟。

之所以要选择,不是一边倒,因为光靠公平是没有饭吃的,一个社会的基础还是财富的生产。但是光有财富的生产而缺乏公平,社会又稳定不了。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已经说明二者必须兼顾。然而历史远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是谁在选择?又是谁能够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在高度集权的国家里,领导者的意志决定了二者的选择。像现在的朝鲜,也有类似的状况。金正日的健康出问题,改变选择的可能性变得现实。中国已经走出高度集权的状态,未来的方向固然领导者的观念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民众的态度已越来越有影响力。在民众的舆论起重要作用的时候,选择更容易偏向公平,在极端的时候可能完全放弃效率,最后走上贫困化的道路。这不但是一个逻辑的推论,也为许多历史经验所证实。中国的未来需要防止这种倾向的出现。

回答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在哪里,必须从经济学最基本的知识出发。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的欲望的无限性,高效地利用一切资源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根本要求。即使主张公平至上的人也不会同意社会贫困,让穷人之间互相争夺。讲究公平的社会也需要一个起码的效率。现在需要回答的是效率靠什么得到。

这里要用到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推导,即均衡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必要信号。这是从非线性规划推导得出的,是一个基于数学的结果,它只加上极少几个假定,所以非常可靠。这三个假定是:第一,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服从收益递减(或收益函数的二阶导数为负);第二,人是关心自己利益的,即希望从一定的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第三,生产者、消费者和一切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之间信息是沟通的,相当于有一个拍卖市场。这三条假定只有第三条似乎有点勉强。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市场参与者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都会主动去寻找相关的信息,主要是价格。想隔绝信息的传播是非常困难的,价格信息有自动传播的功能。

看起来这三条假定都能成立。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没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更深入地研究后发现,还有隐含的制度假定,即个人的财产权得到保护,有公正的司法系统,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而且自由的。简单地说,就是人权的确立。经验也说明,凡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都能享受繁荣;或者说,凡是人权被忽视的国家不但民不聊生,而且百姓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社会结构摇摇欲坠。

从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看,自然的市场安排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它的隐含前提是一个有秩序的市场制度,需要基本的人权来保证。可以说,人权是财富生产的保证,但是人权只能保护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并不能保证经济上的公平。市场制度不会自动实现经济的平等。相反,贫富不均正好就是市场制度造成的。像比尔盖茨这样的超级豪富,就是在市场制度下产生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使得全世界财富的生产更有效率,但是贫富差距在空前扩大。然而要注意,我们追求平等,也不可放弃市场制度,因为这是保证资源配置合理的唯一方法。可以采取的办法是用政府的力量加上民间的力量,将富人的钱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者。市场对财富进行初次分配,然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做二次分配。其中政府的二次分配是强制性的,即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非政府组织的二次分配则是自愿的,即慈善性捐款。如果中国未来能够进入这种理想状态,由市场进行初次分配,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作二次分配,我们将避免贫困,又有一个可接受的公平状态。

可是中国的现实情况远非如此。我国的个人收入调节税不但没有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起了逆调节作用。因为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富人都逃税,税务局对此毫无办法。我国的公共政策以城市人口为服务对象,最贫困的农民享受不到政府的服务(最近略有改变)。所以,正规的政府功能在缓解贫富差距方面所起的作用如果不是负的,也是极其有限的。再看非政府渠道,民间的扶贫近年来有很大进步,可是政府对此不鼓励,甚至进行限制。政府的态度是民间慈善可以做,但是由大家出钱,由政府来操作,其实还是政府一家独办。如果政府能够办好倒也罢了,偏偏扶贫款被贪污、被挪用的事层出不穷。两条路都不通畅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走向危险的境地。其结果很可能是市场规则被破坏,效率荡然无存,形成一个共同贫困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