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为了忘却的纪念



巫昂

2016年11月28日:

朱令刚刚过完42岁的生日,2004年,她的照片出现在当时的北青报,她带着孩子才戴的纸质生日王冠,庆祝自己的三十岁的生日,这个少女。

我翻出三年前自己写的文章,再发表一次,无他,如题,为了不忘切的纪念,为了她和她坚强如初的父母,在对抗人世沧桑上,他们太有经验了,也太有韧性了,谁能替代他们过哪怕一天呢?谁做得到?

不久前,一位九零后学纪录片的女孩来找我聊聊朱令,我多年前采访过她的父母,从那里聊起,这个女孩要做一个纪录片,关于朱令...这是人的一生所能经验的极致了吧,也是不可想象的命运之炼狱,而永恒的信念正在荒野里积攒更多的力气,需要一些光,于是,光会如期而至的。

如果光如期而至,我将再贴此文。



想为朱令写个文章的念头,已经缠绕在我心头很久了,射手座的朱令,生于19731124,在2013年的今天,四十岁,已届不惑之年,她依然跟自己年迈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生活不能自理。

19941124,她21岁生日那天,她开始肚子疼,12月份胃疼,而后头发脱落。住院一个多月后,出院,寒假后还继续上学,而后再度发病,后来证明她被二度投毒,长出来一寸长的头发继续脱落,次年3月份起,她在协和ICU病房住了数个月的院,各种方法寻遍,束手无策。这期间她经历过气管切开术,前后换了八次血,每次都在1000毫升之上,这些血换了她的命。

由贝志诚,而今的“一毛不拔大师”发起的互联网求助是从当年的四月份开始的,收到了两三千封的来自世界18个国家的email回信,其中三分之一认为这是典型的铊中毒症状。我在2001年为当时工作的《三联生活周刊》写的报道中提到,贝志诚是朱令的初中同学,他当时征集了北大的二三十位学生志愿者翻译这些email,络绎不绝地传递给朱令父母看。418,他拿着信件站在ICU病房门口,从早到晚,除了若干个年轻医生愿意看一下,主治医生认为这是在“干扰治疗”,ICU主任则认为这是在给院方“施加压力”。

不如引用一下我那篇报道的原文吧:“与此同时,朱令继续天天接受各式各样研究性检查,前来会诊的协和各科大夫依据他们的某些判断提出各色检查建议,比如肾穿刺或者脑活组织检查,有些破坏性过大的检查被家属拒绝。有一次,她的主治大夫坚决要求朱令从协和的老楼搬到前楼去做一次核磁共振,因为朱令全身插满了管子,又处于昏迷状态,家人只好请来数名壮汉帮忙运送就是这些检查,使一年后朱令出院时,他们家人收到了含少数住院费和昂贵的ICU监护费和药品在内的50万元账单。”

“北京职业病防治所的陈震阳在199735的谈话记录中作证:“(朱令的铊中毒化验)是家属委托我做的,协和医院事先没有委托我。朱令的妈妈来找我,我提出请家属带来朱令的脑脊液、血液、尿液、指甲和头发,做全面化验。……第二天,朱令的父亲拿到了五种样本,我们马上做化验,化验结果,是严重铊中毒,下午我们重新做了一次化验,最后确认了朱令铊中毒的含量(是致死量),同时,我建议协和医院使用口服普鲁士蓝解毒。

他还解释,铊中毒症状很明显,比较容易诊断,尤其脱发、米氏线、手足痛,很典型。铊中毒一般在体内潜伏期比较长,发病时间也长,侵害病人的神经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如果及时抢救,毒物还没有侵害病人的大脑神经、视觉神经和四肢神经的话,那么病人的情况就会好一些。

化验单交到朱令的主治大夫手里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是:还不一定吧。交到当初初诊朱令铊中毒的李舜伟医生手里时,他有些后悔当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他等于是被同行说服了。

428当晚,协和医院和朱令家属经过多方寻找,终于在中日友好医院库房里找到了仅存的20针普鲁士蓝化学剂,三毛钱一支,后来又在北京市劳动卫生所找到了十盒盒装的普鲁士蓝,总共四十余元。朱令父亲吴承志两次买药都带了三四千元,以为救命非得要跟救命程度相等的钱,结果是啼笑皆非。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铊含量基本排除,中毒的症状消失,然而严重的后遗症却将和她相伴终生。

三月底到八月份,朱令陷入重度昏迷,那期间发生的一切,她一无所知。

我生于1974年,朱令等于是我的同龄人,她的成长经历像是我们七零后里面最梦幻最高级的,15岁开始学古琴、会弹钢琴,考上清华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物化2班。她随的母姓,她有个长她四五岁的姐姐,姓父亲的姓,叫吴今,曾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89年去野三坡春游,出了意外,早逝。刚刚丧失长女,第四年次女朱令又出事,你可以想象这个家庭的状况。

我从未见过朱令一次面,唯一一次去她家是2001年初采访,父亲吴承之母亲朱明新见了我,电话是当时朱令案的代理律师俞蓉给我的,她免费代理这个案子。我跟她通过很长时间的电话,聊到不少细节,我又做了许多功课。

去朱家采访,跟朱令父母聊了整整一个下午,把整件事从头说起,对他们何尝不是个遭罪的事儿?这是打记者那份工让我总是感到不安的缘由之一。

我问他们朱令去了哪里,他们说:她去医院接受康复治疗了,每周一次还是两次。两年后,似乎是《新京报》上刊登了朱令在家庆贺三十岁生日的照片,这张照片让我内心深深震惊,她戴着纸做的生日帽,看起来那么开心,因为治疗注射了过多激素令容貌全改。我转头猜测,她的爹妈或许是不希望我在两年前见到她,出于保护之心,或者自尊,也担心我们提及旧事会刺激到她,曾经那么冰雪聪明的一个姑娘。

母亲朱明新曾在写给女儿海外同学的Email中,如此描述当时朱令的状况:“大脑开始萎缩,智力下降到幼童水平,体重已达到100公斤,腰部肌肉能支撑背部,可不靠椅背独立坐着,但平衡控制功能差,重心略有偏离就会倒,视力很糟,只可辨别不到一米远的手指数。”

怎么描述她的爹妈呢?我去她家的时候,下了公交车打了电话,母亲朱明新来车站或许是楼外接的我,担心我找不到单元门。除去一脸沧桑疲惫,她的气质有如民国人物,我是说那种质朴、自然和味道,上面那封email的行文已经足见她的内敛性格,上楼见到她父亲,也是一样的感觉,两人像是过去走来的人,说话都有江浙口音。母亲更善于言谈,介绍情况基本上是她在说,她退休前在远洋集团工作,父亲是国家地震局的高级工程师。

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和他们典型的生活。

家里非常地破旧和简陋,像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家庭,供养两个女儿上学,为二女儿操心和治病,已经耗空了一切,他们给我看案子的卷宗,各种资料厚厚一大叠,我拿了一些写报道需要的复印件走,读那些资料令人心碎,我至今记得自己那些天的心情:绝望且低落。

我记得很清楚,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朱明新都不愿意提到孙维的名字,似乎那是个忌讳。她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朱令的同班同学兼舍友,她大学毕业时清华不给发毕业证书,并扣留了出国护照。然后,此处省略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她去了美国读书,后来工作、结婚、生子,还曾在诺基亚上班,而后嫁给一位美国人,拿到了绿卡。

她改名孙释颜,换了身份证上的照片,变更了生日,这些行为有那么一点点奇怪。她2006年在天涯发帖一次,2013418又发一次贴,每次都是社会舆论将朱令案重新推向风头浪尖的顶峰。发帖的内容是自我澄清,以及说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希望找到真凶。说开了吧,即便是犯罪嫌疑人,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无可避讳。网友们始终在探究她的家世背景:祖父孙越崎,伯父孙孚凌都在民主党派和政协担任要职,孙维自己说祖父已经于1997年去世,那么伯父还在任上,只是,似乎,最近,离任了。

如果孙维是冤枉的,这么多年她被社会公众标以歹毒凶手邪恶女同学等坏名声,有一天,另有元凶冒出地表,而且证据确凿,最主要的物证诸如朱令的咖啡杯和洗漱用品回到人世。如果我们可以证实“官二代”这种假定有罪标签可以从她身上褪去,真凶是个美剧中典型的曾经露脸的路人。此案的追诉期不是20年而是无限有效,以及,朱令即便在未来某日,年届七旬的双亲离开后,继续坚强地活了下去,活了很多很多年。

即便更为遥远的未来的某一天,朱令也摆脱了这痛苦而沉重的生命之束缚,即便她的多数同班同学保持了令人难堪和窒息永久的沉默,成为了一群安详的老人,我们无力去谴责他们。

有一位志愿者不久前去看朱令的母亲,她问她有没有锻炼身体啊,她说自己没有时间锻炼身体,但是她感到很充实,因为朱令牺牲了自己的全部,让妈妈在退休后过得这么充实。她的一位同学因为老伴去世,子女都在国外,所以十分孤单寂寞,说自己度日如年,她说:我就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案子对于我们七零后生人来说,有个基本责任:隔段时间要重新提起,让晚来的新一代人重新去网上看一遍相关资料,这件事不应该被遗忘,她是真切存在的,她伴随了整整一代人的记忆,以及无法表达的耻辱感。就是那种即便你什么事都没做,也深感愧疚的奇特的耻辱感。记住,也是我们眼下能做的唯一的事了,有时候,记忆是某种更为有效的反抗,某种等待时机的态度,以及高于同情的坚韧不拔。

2013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