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身上有担子”:毕节留守儿童救助观察样本(组图)


毕节市赫章县兴华小学放学后的操场,截至6月初,这所学校共有186名留守儿童。它也是赫章县最先实行寄宿制的学校,宿舍向留守儿童优先开放。


  毕节市赫章县兴华小学放学后的操场,截至6月初,这所学校共有186名留守儿童。它也是赫章县最先实行寄宿制的学校,宿舍向留守儿童优先开放。

  贵州毕节市大方县羊场镇羊场小学老师罗烨炳第一次去留守儿童付威家访问时,照片上的师生俩,像两颗距离很远的行星,那一天是2015年6月18日。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罗烨炳去付威家访问了11次,合影中的两个人逐渐靠拢。

  “老师来的时候,我又高兴,又紧张。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我有时开心,有时悲伤。”付威说。这位在旁人口中不善言辞的小男孩,选了两组情感色彩完全不同的词来说出自己的感受。

  付威是毕节26万多名留守儿童中的一员。从去年6月开始,毕节启动了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系统排查。

  这座位于贵州西北部山区、农业人口数量庞大的城市,向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输出了180多万的劳动力;众多农村家庭却承受着骨肉分离的伤痛,因为留守儿童事件而引发关注。

  前有大城市亟需扩充的公共服务,后有“全国扶贫攻坚主战场”的发展节奏,但孩子们的成长却不能再等待。今年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出台。其中多项举措,毕节早有尝试。

  历经留守儿童之痛的毕节,祭出一系列关爱留守儿童的“硬举措”,除了市县两级财政“勒紧裤腰带”,通过压缩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8%,设立了留守儿童关爱资金,2013年至今已达1.7亿多元,主要用于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建设“留守儿童之家”等设施,并在留守儿童管理服务工作上持续探索,各种工作制度机制正趋完善。

  毕节过去一年的相关措施,前不久被民政部作为示范案例列入全国救助留守儿童培训班的培训内容。

  26万余名儿童,争取不漏掉一个

  毕节市七星关区朱昌小学教师吉学语还记得那些爬坡上坎、披星戴月的日子。她跟同事们在一个月内密集完成了一百个多个农村留守儿童的家访,要通过一串基本信息和自己的观察,勾勒出这些孩子的生存状况。

  去年6月中旬,毕节启动了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全面排查,由学校老师和乡镇干部担任主力,把他们的调研表格一张一张汇入资料库,最后得出一个数据:毕节的留守儿童的动态数据在26.49万。

  这是关于留守儿童难得的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字。

  2013年,全国妇联曾根据中国2010年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的样本数据推算,中国有6000万农村留守儿童。这个数据是高是低,人们莫衷一是。今年3月,民政部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发布通知,要求从3月底至7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对其基数进行统计。全国范围内的统计这才铺开。

  “留守儿童是人人身上有担子”,“铁的措施、铁的纪律、铁的决心”。一位乡镇干部这样复述毕节市委针对关爱留守儿童工作的要求。

  调查孩子的家庭情况既是体力活,也考验脑力。排查时除了要了解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收入来源、监护情况、社会救助情况、监护人身体情况等信息之外,还要帮一些留守儿童上户口,为符合条件的家庭申请相关社会救助。最难的是摸清父母的打工情况以及电话号码,以便定期与他们联系。一些家庭出于躲避计划生育等原因,对留守儿童父母的去向和现状语焉不详。

  一位乡干部回忆,“问爷爷奶奶或者叔子伯伯,都一句话:打工去了。问娃儿哪个带,都说:我们老的拉到哈(即“帮着带”)。” 大方县羊场镇羊场小学副校长陈祖垚透露,自己当时想尽一切办法收集留守儿童父母的信息,遇到不会存号码的老人,他只好就着老人的全部通话记录,试着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问。

  根据排查情况,当地对留守儿童的监护情况进行评估。包括考量每一位留守儿童的经济状况、生存环境、安全隐患、心理素质优和良等等。朱昌小学校长李红介绍,朱昌镇为留守儿童分为四个等级:橙、红、黄、绿。绿色是监护情况理想的孩子,红色则需要重点回访和关注,由政府视困难状况分别为他们提供危房改造、生活补贴、临时救助等方面的服务。

  每个学校和村委会都放着一文件柜的留守儿童档案,每个孩子都有一份档案,除了他们的基本资料等信息之外,还包括老师和政府干部的历次家访记录以及照片。留守儿童及家庭信息发生变动,这些档案也会及时进行更新。

  毕节市赫章县兴华小学教师杨杰的班上56个孩子中,有16位是留守儿童,他要负责跟进8位留守儿童的动态,有的孩子住水库边,有的孩子住街上,还有孩子住在山里,每天要帮爷爷奶奶洗碗、喂鸡和割猪草。每个月,杨杰至少要对他们进行一次家访,平时也要负责为他们补课,“这基本上占据了我所有的精力”,他说,“但这些孩子确实需要更多关注”。

  “让干预不再失灵”

  根据毕节市留守办统计,毕节95%的留守儿童都是祖辈监护,且散居于山高坡陡的各处。他们的父母受限于文化水平,大都在外地做建筑工或其他体力活。去年,毕节有9000多名留守儿童被父母带到了务工地去上学。但更多的父母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在大城市养育孩子,连找学校入学都难。

  家庭监护的缺位让人忧心,一些家庭里反而是留守儿童照顾爷爷奶奶。

  父母失职的情况不独毕节才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华俊指出,“在监护完全缺失的情况下,政府福利系统应该主动干预”。他表示,对类似家庭,政府要做的不仅仅是探视,而是应该建立相应的替代监护流程和配套设施,必要时应该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

  从积极探视到主动干预,需要政府的总体协调,亦有赖于基层干部和一线教师倾注更大的精力,而毕节已经开始这样的尝试。

  从2015年7月开始,家长、受受委托人、村委会代表三方签订协议书相继被放进了毕节留守儿童的档案册:留守儿童的父母离家之前,必须明确把孩子的监护权委托给谁,并且在村委会见证下和委托监护人签订协议书;受委托监护人也要签一份监护责任书,承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应该担负哪些教育和保护责任;此外,孩子的老师也需要和学校签订帮扶责任书。“我们必须杜绝无人监护的状态”,毕节市留守办工作人员说。

  赫章县兴华乡干部肖晓回忆,他曾访到一户人家,3个孩子中最大的12岁,最小的只有7岁,父母已经外出务工多时,奶奶和伯父都去世了,爷爷身体又不好,很难说孩子们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会面对怎样的危机。

  20多天的时间里,肖晓和兴发乡乡长、村干部、驻村干部以及孩子的学校领导前前后后去了这户人家3次,辗转找到母亲的电话,三番五次打都无人接听。最后,他们直接报由公安机关出面,把孩子的父亲“请”了回来,商量孩子下一步的监护问题。

  肖晓有一颗“定心丸”。今年2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公安的具体职责,例如,“对虐待或遗弃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或受委托监护人,公安机关应当给予批评教育,必要时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情节恶劣构成虐待罪或遗弃罪的,要立即立案侦查”。而近年来,毕节的公安、法院、检察院也被纳入留守儿童的联动工作机制中。

  比起做大人的工作,更难的是洞察孩子们的心理变化,杨杰为此“随时都在观察”。在午间活动时,一位留守儿童颇为反常地坐在教室,敏感的杨杰马上过去跟孩子交谈,知道他想爸爸,便拨通了手机里存的电话,孩子在电话里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听说还要很久,孩子一直抹眼泪。杨杰只好转移孩子注意力,带他玩了几局象棋。

  类似的场面,与留守儿童打交道的人几乎都会遇到。高华俊指出,目前,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缺少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他们才具备跟孩子建立密切关系的能力和条件。

  去年8月,毕节有53000多名中小学老师接受了心理健康教育辅导培训,其中有778人被明确为学校专职或兼职的心理健康教育老师。还有一些学校配备了沙盘,却鲜有人会使用。毕节市教育局一名负责人坦承了担忧:“这些老师多数都是非专业的、兼职的,一对一心理疏导的专业能力不强,下一步能不能招到更多专业心理教师?他们愿意来农村工作吗?”

毕节市赫章县兴华小学放学后的操场,截至6月初,这所学校共有186名留守儿童。它也是赫章县最先实行寄宿制的学校,宿舍向留守儿童优先开放。


  在毕节市大方县羊场镇桶井村村委会楼上的“阳光少年之家”里,孩子们免费与在外打工的父母视频聊天。在桶井村的农户家里,电脑和互联网还是稀缺事物。

  “最重要的是陪伴”

  下午放学后的朱昌小学仍不时传来开怀的笑声,四年级学生万佳豪正坐在阅览室里专心读一本关于鸟类的书,把孔雀那一页看了很多遍,“我最喜欢的鸟”,他喜欢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在没有住校以前,这个腼腆瘦小的孩子跟多病的爷爷住在一起,父母远在浙江。

  加大投入,建立集体宿舍,优先让家庭监护能力较弱的留守儿童住进学校,是毕节教育部门对留守儿童进行全方面监管的重点工作之一。2013年到2015年,毕节的农村地区增加了500多所所寄宿制中小学的学生宿舍和食堂。目前,在毕节的861所寄宿制中小学、41万多名入住学生中,有近3万名留守儿童住进了宿舍。目前,这些宿舍都以留守儿童入住为优先。

  “孩子们一定要24小时活动在老师或宿管的视野中,即使家长接送也要填写接送登记表”,朱昌小学校长李红介绍,上课和集体活动之外,孩子们独自活动的时间是13:50至14:00,以及16:05至16:30。9点熄灯睡觉后,宿管员还要再去查房。

  寄宿制这个新事物一度让边远县城的教育工作者手忙脚乱。兴华小学赫章县是最先实施寄宿制的小学,校长朱营回忆,“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做”。老师们超负荷运转,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值班生活: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8点半辅导完学生功课才回家。

  “之前没做过,县教育局都有疑虑,小孩子住进来生活起居会不会有问题?那天我亲眼去了,几个一年级的孩子自己叠铺盖。”赫章县教育局机关党委书记吴开富笑言。宿管员手把手教留守儿童们刷牙,很多孩子之前在家里没有刷牙习惯。

  毕节市留守办工作人员介绍,毕节市在救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按照低保政策的“应保尽保”原则,将符合条件的留守儿童家庭纳入低保保障范围。另一方面建立困境儿童保障制度,落实“助居、助学、助医、助困、助养、助业”措施,对贫困家庭监护缺失儿童,在享受低保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发放100至400元不等的生活补助金。入住在寄宿制学校里的贫困学生,还享受国家贫困学生生活补助。

  “不过,这些娃娃很少有吃不饱穿不暖的,主要都是精神上的孤独”,一位毕节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说。

  毕节市七星关区朱昌小学的宿舍里,放着一个专为羞于表达心意的留守儿童而备的信箱,去年7月学校举办夏令营时,校长李红在那里读到一封来自一位留守儿童的信:“校长:我看到你和你的孩子打羽毛球,我也好想,你和她睡觉的时候会不会给她讲故事?你可不可以陪我们睡一晚上?”。那天晚上,李红陪着孩子们,直到鼾声响起才离开。

  寄宿制缓解了孩子们的孤独。在兴华小学,六年级的祝发梅指着一旁的同班同学祝仁菊说:“以前她不喜欢和别人交谈,但来到这里以后,我们每天都跟她交谈”,祝仁菊羞涩而友善地笑着。之前居住在各个地方,现在孩子们聚到了一起,她们还会一起去安慰其他因为想念父母而哭泣或暴躁的孩子。

  “不是留守儿童,是阳光少年”,毕节(当地)从上到下的政府工作人员会强调这句话。从前的“留守儿童之家”也被陆续改名为“阳光少年之家”。毕节几乎每所学校都有“阳光少年之家”,按照政府要求配有亲情聊天室、图书室、谈心室等场所,不过最受欢迎的还是视频聊天和亲情电话。

  在朱昌小学,老师们用笔记录了一些亲子沟通的疏离片段:有孩子问父亲要QQ号,父亲的第一反应是“你是不是又不听话了?”有学生问“爸爸你下班了没”,电话那头却答:“你是哪个呀?”有孩子埋怨妈妈“你都好久没给我打电话了”,妈妈只是淡淡回答:“我这不是忙吗?”

  “把家乡建设好”

  “我们怎么苦怎么累,都是应该的,这份责任是社会的,也是国家干部的”,肖晓说,兴发乡有28000多人口,其中有1000多位留守儿童,而全乡只有102个干部,其中年富力强的干部只有七八十人,他们往往身兼数职,工作繁重,“还是应该呼吁父母负起责任,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目前,毕节市推出的 “四个一批”措施,包括劝一批父母返乡创业就业;劝有条件有能力的父母携带子女外出;劝不能携带或者不能返乡的委托其他有能力的成年人监护;对暂时无人监护的,送入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儿童福利机构等进行临时管护或寄宿学校。

  陈祖尧办公室的书柜最底下一层存放着“劝返留守儿童档案”,档案被移到这里,意味着孩子的父母至少有一方回家来谋生了——至少是暂时回来。而对羊场镇小学依旧留守的孩子来说,最近一年,经过老师们的劝说,不少父母多回了一两次家。

  羊场镇党委委员杨桦感到很欣慰,因为自己今年成功说服了一位母亲,让她回乡务工。杨桦为此曾给对方打过很多次电话,一开始对方没上心,“爷爷奶奶也带得挺好嘛”,后来却越来越犹疑:先是听说孩子离开父母后在学校蔫了很多;再看到过年时3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总躲着自己,“赚那些钱,孩子都不认你了,有什么意思?”

  她决定回家,留下丈夫一人在广州打工。杨桦帮她在羊场镇新建的辣椒产业园找了分拣辣椒的工作,每月能赚一两千块,这是她在大城市收入的一半,但每天能陪着孩子。

  然而,人们是否出外打工,向来不仅仅是出于亲情考量,还有生计与个体发展。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看来,对第二代农民工来说,城市不再只是解决温饱之处,还是梦想、尊严、地位的造梦之地。如果返乡,老家能否给他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

  当被问到长大之后想做什么,一旁孩子还露出迷茫的神色时,祝发梅却答得干脆利落:“我想当企业家。”这个刚说起想父母“想到悲伤”的14岁孩子,突然用一种异于同龄人的沉稳语气说:“我们这个地方嘛,家庭各个方面都不太好,我想做企业家,把家乡建设好,这样爸妈就不用去外面打工,比我们小的弟弟妹妹,就不用每天想爸爸妈妈。”

  作为对谋生本能和寻梦热情的回应,毕节市妇联在给留守儿童母亲的公开信中,除了提到情感和法律责任,也强调了毕节脱贫攻坚的前景:“近年来,毕节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你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希望你能及时返乡,创业就业”。

  作者:文小天